胡耀邦1989年逝世之前的那个冬天，是在广西度过的，住南宁西园饭店10号楼(别墅式独院)。接待者得知他对桥牌有兴趣后，就找广西桥牌协会主席何忌和副主席我去陪胡打桥牌，胡的联手是他的随行秘书。不久，我们与胡组成一个队，另一队由广西桥牌协会负责安排，展开了热闹的队式赛，每星期两次，共活动了约两个月。

　　我在未与胡耀邦相识之前，有关他的往事就曾令我有深刻印象。1979年在6次列车上，与我同室的是胡在川北的一位老同事。他对我说，胡任川北区党委书记时，警卫员每天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刮胡床头上的蜡烛油。那时还无电灯，胡每晚总要靠烛光看书到深夜。1983年3月我陪李鹏出差时，正值他不久前陪胡出过差。李鹏对我说胡对佛学也懂，一到广东新会，胡就背诵什么六祖的“菩提本非树……”，令人难懂也难记住。此二事令我感到了胡的博学。我长期从事国土规划工作，从而得知胡1984年在贵阳说，西南地区资源丰富但不临海，应与广西组成大西南经济协作区；1985年他又在广西说，广西今后建设的战略重点应在两线：一条南昆铁路，一条红水河(龙滩水电站为其龙头)。胡谈发展战略，是如此超前、切实、创新、明确，令我深深为之折服!因此，我就借打桥牌识人交友了。闲时交谈，甚至找到他卧室去单独谈；有客人来看他时，我也不主动回避，赖着旁听；有时胡夫人李昭要留我们吃饭，有的人告辞，我却应邀跟去吃四菜一汤，甚至主动伸手向胡要支熊猫牌香烟抽。虽已时隔十年之久，对他在此期间的若干方面，至今尚记忆犹新。

　　首先，是对学习。我问他何时开始学打桥牌，他说是解放初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时，邓小平要他学的。我同他谈起“文革”中批判打桥牌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时，他认为，桥牌是一种对锻炼思维能力、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有益的正当的休闲活动。他是已逾古稀之年的老人了，在同人们的接触中，令我感到他还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惊人的记忆力。在他同别人交谈时，遇到不懂的问题，总是及时发问，有时还寻根究底，务求弄明白。多年未见的来访者一进门，他就能叫出名字，说出别人何时担任何种职务，上次见面在何时何地等。论学历，胡耀邦参加革命时只读过初中一年级，但一生勤奋好学，故以他的文化素质担负领导职务可谓游刃有余。

　　其次，是对人。避开地位不谈，只论年龄，桥友中以胡耀邦为最大，但我们每次按约定时间准时进入桥牌室时，他已经先坐在牌桌上等候了；打完牌后，他送我们出桥牌室，大家都说“请留步”，但他总是要把我们送出大门之后才回去；在打牌过程中，他严守桥牌规则，牌风正。桥友中有人知道他的书法好，备好纸笔，请他写字留念。他不愿到处留字，婉转地说：“等我回去把字练好之后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写吧!”


　　据悉，胡在南宁过的这个除夕之夜，是到老百姓家去拜年，访贫问苦。胡耀邦就是这样对待人民群众的!

　　再其次，是对他自己。拍摄他站立在我背后这张照片时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那次队式赛的人多，胡耀邦是休息者，他就走到我背后来看。我还未叫牌，他就用手来指牌，示意我该叫什么，我未理，按我自己的叫；打牌时，他也用手来指牌，示意我该出什么，我仍不理，按我自己的打。如此打了几局之后，在中间休息时，邻室的人也集中到我室来了。他经过思考之后，忽然当众高声对他的秘书说：“老翁的叫牌法和打法，同我们都不一样，比我们高明。以后再同老翁打牌，可要小心呵!”我当时心里就感到，耀邦同志太可爱可敬了!久居高位，还如此天真无邪，未把自己神化。赤诚肝胆，正气满身，光辉耀邦，人心永生!

　　在耀邦同志离邕回京时，他对我说：“老翁今后若来北京，就来找我打牌。”并叫他的秘书把已准备好了的联络电话号码给我。谁知不久我出差北京，于1989年4月15日晚从列车的广播中出乎意外地听到胡耀邦仙逝的哀讯。夜不能寐，当晚我就在车上吟得小诗一首：

　　波传噩耗似惊雷，　大气含哀月色灰。

　　湘赣揭竿红小鬼，　京华主事共团魁。

　　枕戈待旦察魔变，　驱雾彰天振党威。

　　桥友新别兴未尽，　牌桌恭候梦魂归。

　　在京期间，见到人民群众自发悼念耀邦同志的活动很热烈。回家后，又发现内地某报转载《澳门华侨报》上的一副挽联：“开改革先河敢作敢为敢说敢当坦荡胸襟两袖清风一身正气；创腾飞大业能文能武能伸能屈赤诚肝胆九州美誉千载丰碑。”我就把保存的照片放大配以此联，镶上镜框悬挂在客厅内，来怀念这位桥友。

当年的川北军分区出了两位大大有名的人物，一位是胡，
一位是抗美援朝中，担任60军军长的韦杰。
张祖谅居功至伟，却被弄去当军科的副院长，韦杰却得以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。

原唐山抗震纪念碑的题词是胡所书，87年以后就被扯下了，世态炎凉至此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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