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民网-环球时报

　　出生在封建大家庭，祖父是秀才，父亲拥有美国著名大学的两个博士学位；司徒雷登专门发给她签证，18岁孤身闯美国；四十多岁才学桥牌，却将全世界女子桥牌领域的所有冠军头衔收入囊中；第一任丈夫是台湾国民党政权“外交部长”的弟弟，第二任丈夫是美国著名“船业大王”，现任丈夫曾是美国特工；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与她在桥牌桌上对局；美国前总统里根访华前专门请她“补课”……

　　74岁的杨小燕5次荣获桥牌世界冠军，拥有数不清的北美桥牌比赛冠军及各类国际桥牌大赛冠军称号。自1985年至今，担任中国桥协资深顾问。她是世界桥联的特级大师，也是迄今为止惟一获此殊荣的华人。1986年，她被国际桥牌新闻联合会评选为年度桥牌风云人物。1987年，她被世界桥联评选为年度“世界桥牌名人”，并被北美桥联授予“荣誉会员”称号。1999年被世界桥联授予布莱克伍德奖，进入北美桥联名人堂。

　　她就是著名美籍华人、中国桥牌协会资深顾问，世界桥联、北美桥联和以色列桥联的桥牌大使，享有“世界桥牌女皇”美誉的杨小燕女士。杨小燕目前定居佛罗里达。怀着浓厚的兴趣，记者近日从华盛顿出发，长途跋涉20多个小时，赶赴她的家中，听她讲述自己的传奇人生。

　　父亲与杨开慧是堂兄妹

　　年逾古稀的杨小燕非常健谈，听她讲述早年的人生经历，就像在听一个传奇故事：

　　我1930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。祖父是湖南新化人，是个大地主，也是个秀才，还会中医，经常有人来找他配药。我父亲叫杨开道，曾有人考证，说他与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是堂兄妹。父亲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，获得两个博士学位，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、法学院院长。他去哪里都带着书，连车里都装满了书，一有时间就看，这也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。

　　1936年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即将开始，北平岌岌可危。为避战火，我们举家逃往重庆。当时重庆几乎天天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，我们经常往防空洞里跑。

　　当时有人苦中作乐，在防空洞里打桥牌，我在一旁偷看，虽然看不懂，但也算是我跟桥牌最早的接触了。

　　与第一任丈夫打赌学桥牌

　　高中毕业后，我考取了上海医学院护士专业，两年半就拿到了大专毕业证，当时还不到19岁。父母都鼓励我到美国留学。当时是1949年，中国内战接近尾声，美国对所有中国学生拒发留学签证。不过我很幸运。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的校长，跟我父亲是好朋友，专门给我发了赴美签证。

　　带着2000美元，我来到了遥远而陌生的美国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护理专业。读书期间，在父母的安排下，我与第一任丈夫沈昌瑞结婚了。

　　沈昌瑞很有学问，但非常“大男子主义”，认为妻子的角色就是在家里管孩子和做饭，这让我非常失落，我更喜欢干自己想干的事。

　　沈昌瑞喜欢打桥牌，他哥哥沈昌焕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兼翻译，后来又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“外交部长”，由于这层关系，经常有一些达官显贵到我家里来打桥牌，我站在旁边看。沈昌瑞就嘲笑我说：“女人天生不是打桥牌的料，脑子不够理性。”听了这话，我感到很不服气，就跟他打赌：我要在半年内学会桥牌，同时赢得一个奖项，否则就输给他500美元。结果是我赢了，我不但在半年内学会了桥牌，而且还在纽约中国桥牌俱乐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。

　　虽然我赢了这个赌，但沈昌瑞并没有把我带上打桥牌的路。1967年，在结婚近20年之后，我和沈昌瑞分手了。

　　第二任丈夫是美国“船王”

　　在我学习桥牌的半年时间里，我认识了美籍华人魏重庆先生，也就是我后来的第二任丈夫。

　　魏重庆是浙江宁波人，国民党司法院院长谢冠生的外甥。魏重庆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，后来到美国深造。二战结束后，魏重庆担任美国联合油轮公司副总裁。1962年魏重庆创办复康轮船公司，任董事长兼总裁，成为美国有名的“船业大王”。该公司船队曾多次来中国。

　　魏重庆非常喜欢打桥牌，他发明了著名的精确叫牌法。他也鼓励我打桥牌。一次我过生日，他问我想要什么礼物，我说想好好学桥牌，他就说：“我请一个世界冠军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！”他很快就请到了意大利桥牌大师葛罗素做我的第一个桥牌老师。1969年世界桥牌锦标赛上，我和魏重庆担任中国台北队的领队，在半决赛上击败美国队，夺得银牌，精确叫牌体系从此一鸣惊人。1971年，我拿到第一个桥牌世界冠军，第二年我便辞去了担任17年之久的纽约肯尼迪机场医院院长的职务，全力以赴投入到桥牌事业当中。

　　1987年魏重庆因患糖尿病不幸去世，年仅71岁。我们俩既是桥牌事业的搭档，又是生活中的爱侣。我在极度的悲伤和孤独中度过了艰难的4年。

　　第三任丈夫曾是美国特工

　　杨小燕的第三任丈夫桑德是犹太人，曾做过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，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，还被列入《美国名人录》。桑德担任过全世界保守犹太教委员会主席，以色列总理亲自为他授予以色列和平勋章。说到两人的相识相恋，79岁的桑德打开了记忆的闸门……

　　“就在我遇到凯瑟琳(杨小燕的英文名字)3个月以前，我遭遇到人生最不幸的事：我的儿子从一栋15层高的大楼上不慎跌倒，当场摔死，死时32岁。随后，我65岁的妻子忍受不了丧子之痛也自杀了。这一切不幸发生在一个月之内。

　　那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痛不欲生，但感谢上帝，有一件事情戏剧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。就在我妻子自杀3个月以后，我乘飞机出差。在机舱里我与一位东方女士坐到了一起。我至今还记得，我的座位号是7B，她的座位号是7A。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。也许是心有灵犀，这位女士对我说：‘有这么潇洒的一位旅伴与我同行，看来今天是我的幸运日。’我心花怒放，于是就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倾诉给她听……

　　1992年，我们在西雅图结婚了。在我的劝说下，她从一名天主教徒变成了犹太教徒。十几年来，我们过得很幸福。是凯瑟琳给了我新的生命”。

　　有幸与中国领导人对局让杨小燕没有想到的是，桥牌竟然使她有机会认识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成为朋友。杨小燕充满深情地回忆道：

　　我跟邓小平等一些中国国家领导人打过桥牌。中国领导人打牌时作风大胆，敢在牌弱时叫高牌，在输牌时不气馁，坚持把最后一张牌打完。我跟邓小平先生一共打过4次牌。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，牌风稳健，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，而且他牌品极好，和他打牌，你一点也不会觉得他是个有权力的人，只觉得他像父亲一样。

　　我第一次与邓先生打牌是在1981年，那时我应邀到上海参加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。后来到北京时，我斗胆提出了与邓先生打牌的请求，但想到邓先生公务繁忙，就觉得希望渺茫。殊不知邓先生欣然同意，当晚就和我对局。此次桥牌战，原来安排我与另外一位官员配对。牌局将开，我忽然改变了主意，对邓先生说：“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，与您打牌更不容易，能不能让我与您结对？”邓先生笑答：“好嘛，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。”

　　我想不到邓先生这样随和，喜不自禁，立即换了座位，又问邓先生用何种叫牌法。邓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啦。”我内心不禁一震，如果我丈夫魏重庆知道邓先生正在使用他发明的叫牌体系，不知道该有多自豪！休息时，我请邓先生签名。他在我的本子上用圆珠笔签了“邓小平”3个字，十分漂亮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珍藏着这个签名。

　　1983年，我再次访问北京，受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之托，将该协会颁发给邓先生的国际桥牌风云人物奖转交给邓先生，有机会与他再次对局。牌间休息时，邓先生问我：“你认为中国需要多长时间，桥牌的普及程度才能赶得上美国？”我说：“有您的支持，我认为会很快。”邓先生又问：“你能到中国来，帮助中国发展和普及桥牌运动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！”邓先生继续问道：“我们国家队需要多少年才能在国际比赛中赢得奖牌？”我说：“中国队员必须掌握英语，还需要多看桥牌书，尽可能多地参加国际比赛。如果您允许，我会帮助训练中国女队。但我想她们至少需要10年才能拿到奖牌。”后来我了解到，正是邓先生指定我做中国女队的教练和中国桥牌协会的顾问。

　　我跟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访华前夕，专门邀请我到白宫给他“补课”。

　　帮助中国女队实现夺金梦想

　　我对桥牌的态度是很严肃的。我不喜欢用游戏这个词。桥牌不是游戏，而是教育，是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教育。桥牌的每一手牌都有定约，每一手牌都有竞争性，可以培养一个人的逻辑严密性、生活自律性和竞争意识。

　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女队的进步这么快。去年11月，“环球时报”中国女子桥牌队在威尼斯杯比赛中负于美国队，拿了亚军，男队也夺得亚军，令人刮目相看。而1995年世界桥牌百慕大杯和威尼斯杯赛首次在北京举行时，当时的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达米亚尼还不想在中国举办，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我据理力争，终于说服了他。中国桥牌女队现在几乎每年都要到美国来参加训练或比赛，我和桑德每次都要自己或找人资助她们，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她们对我也很亲热，有的还住在我家里。

　　中国女队已经夺得了很多亚军、季军，就缺一块金牌。只要金牌还没到手，我与邓先生的约定就不能算完全实现。我已经决定从今年起只参加桥牌个人比赛，所以今年她们拿金牌的机会很大。我希望孩子们注意3点：第一，牌艺要练好；第二，英文要练好；第三，身体要好。比赛期间要多吃肉，多吃蛋白质，少吃饭。

　　我希望孩子们再接再厉培养出更多的年轻力量，推动中国的桥牌事业。这将是我退休之后她们给我的最好礼物，我也将为最终实现与邓小平先生的十年之约感到无比欣慰。(唐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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